父親母親的“兩彈歲月”：那些緘默的往事，才是我真正繼承的遺產
撰文｜蔣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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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蔣宏耀、母親張立敏、干爹唐孝威、干媽呂芳，將他們的青春奉獻給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事業。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后一個月，我出生于塔院對街的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我們這些出生在北醫三院的核二代，都被稱為“生在塔院的子弟”）。我八個月大時，我的父母既要工作，又要照顧我，實在分身乏術、手忙腳亂，因此將我交給在清華任教的姥姥和姥爺撫養。他們全身心投入到氫彈的研制中。 1968年文革期間，清華兩派發生武斗，晚上時常有槍彈劃過勝因院的夜空，為了安全姥姥和姥爺逃到表姨家避難，我被送到塔院幼兒園。在此期間父母家被抄過三次，后來他們又被迫進入學習班接受改造。只好請在塔院同住的父親四嬸，帶我回到湖南衡陽縣農村老家生活了近一年時間，直到姥姥和姥爺在工宣隊進駐清華園，清華園局勢逐漸平穩后，才將我接回身邊養育。我在清華上幼兒園、附小、附中，直至1983年考入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我成年之前長期不在父母身邊，對他們的了解零散且不完整。上大學以后，在美留學父母來陪我期間，及回國工作之后，我們之間才有機會長談，也才能夠聽他們講述“兩彈歲月”，雖難免掛一漏萬，但他們從親歷的角度對“兩彈”研制過程的描述和評說，不常見于已有的海量“兩彈歲月”回憶文獻中。尤其在我自己也成為生命科學的研究者后，覺得我父母的人生軌跡和對“兩彈”事業的講述還是值得記錄下來的。 01 我的父親蔣宏耀，1928年7月出生于湖南衡陽縣，他曾祖父參加了曾國藩的湘軍，曾祖母曾是捻軍女將。文革中曾祖母的墳墓被盜，發現墓志銘是湘軍四勇“曾左彭胡”之一的彭玉麟所撰。曾祖父曾隨左宗棠劉錦棠征戰新疆。據說逝世時被追封“建威將軍”，但因情商不高，實權不大。父親隨祖父在封建大家庭中長大，祖父是曾祖父唯一的嫡子，世襲了文官職位。辛亥革命后回到家鄉，在當地頗有聲望。 父親的祖父在抗日戰爭中留在當地組織抗日工作，被日本鬼子殺害。父親四叔是中共早期黨員。中共早期工運領袖郭亮犧牲后，他被黨派去協助和照顧返鄉的郭亮夫人李老師，在中共衡陽縣委開展工作。父親戲稱自己13歲參加革命，為他四叔和李老師傳遞紙條、情報，并站崗放哨。父親正式參加革命是在長沙上中學的時候。解放后先在東北學習，后被選派到蘇聯深造，行前劉少奇同志約他們幾位湖南子弟在中南海談話送行，到蘇聯學習期間，與其他留蘇學生大多在中國人圈子過組織生活不同，父親被安排與蘇共布爾什維克成員一同過組織生活。 父親刻苦學習，考上了列寧格勒礦業學院。1956年大學畢業后被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招收到地質部工作。1959年為了加強九院的黨的領導，父親服從組織調動，從地質部調到九院（當時叫九所）從事黨務工作。 “兩彈”研制時期，父親大部分時間在李覺將軍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我從美國回國后，陪父母看望李覺將軍時，李覺將軍稱呼父親為“領導”，稱呼我為“小英雄”。我開始很奇怪——李覺將軍是九院的院長兼黨委書記，父親一直是他的屬下，為何會有這樣的稱呼。后來才知道父親曾做過李覺將軍所在支部的書記，而“領導”不過是將軍的戲稱。 02 我的父母認為原子彈、氫彈研制的第一功臣是李覺將軍。因為三年困難時期，身在第一線的將軍堅決認為“兩彈”研發工作不能下馬，克服重重困難也要堅持，中央極為重視將軍的意見。 此外，李覺將軍做過一個重大決策，就是打破各部門壁壘，所有研究人員，無論是高年資的王淦昌、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還是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人，大家都坐在一個大房間里討論工作。 九院分為理論部、實驗部、設計部和生產部，各部又分很多組，在此之前為了保密，各組圍繞自身任務展開攻關，交流時很謹慎。 李覺將軍很快注意到這個問題，與郭英會和我父親等討論如何應對。我父親認為九院的同志都值得信任，支持李覺將軍打破部門限制，讓各組一起開會交流。 定期召開的研制大會，從理論部先行試行的效果很好，于是就擴展到全院。李覺將軍的此項重大決策，極大促進了研制的工作進度。在原子彈和氫彈研制期間的全體大會，大部分時間是李覺將軍主持，有時朱光亞伯伯也會主持。北大物理系畢業的媽媽是會議的主要記錄人之一。 我問父母：李覺將軍不懂專業，如何主持技術會議？他們說，李覺將軍入伍前是大學生，聽得懂，不但主持得很好，最后拍板決策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什么各方都信服。由于李覺將軍領導有力，決策有方，全體大會交流后，“兩彈”研制速度大大加快，1962年就完成了原子彈理論工作，并開始了氫彈的理論準備。 當時的年青人學習能力很強，敢想敢干。氫彈研究曾卡在引爆上，媽媽說是一位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人提出了想法，大家沿著這個思路共同努力，攻克了引爆難題。父母認為從無到有，6年多成功爆炸原子彈，之后2年多成功爆炸氫彈，這一世界奇跡與李覺將軍大膽打破各部門界限，親自主持全院“兩彈”研制會議的決策密不可分。 1967年以后，李覺將軍等九院領導被迫靠邊站。我父母在塔院的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措手不及，很多“禁書”還沒來得及清理，幸好抄家的人將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書封面倒扣，悄悄放一邊，拿了些不痛不癢的去交差。除了上述有驚無險的抄家事件外，父親還經歷了一次生死危機。 在一次黨內學習會上，聽到傳達林彪的“頂峰論”時，父親說這是違反哲學思想的，到了頂峰還怎么發展。事后，林彪派系的軍代表聽說此事，向支部參會的每個人詢問，大家都否認，稱“老蔣沒說過”。多年后每次說起此事，父親總是得意的說：“軍代表沒來問我，問我一定會承認。”母親會馬上回懟：“你承認了就會連命都沒了。” 03 我的母親張立敏，1935年5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安丘。母親的父親張任是清華大學水利系首任系主任。1958年擔任密云水庫設計代表組（由來自清華大學，水利電力部，北京水利電力學院等單位的一百余位專家組成）組長，他從壩址選擇到結構比選，從布設方案到施工圖紙，他都一一審定，逐一勘察。母親的祖父是前清進士，外祖父是北醫創始人之一，第四任北醫校長。 媽媽先后在清華成志小學、北師大女附中（入學考試，媽媽排名第一）、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1954年高考，據說她的語文成績是北京市第二。當時物理系錄取分數最高，媽媽說，自己是靠文科成績，才將總分拉上去，最終考上物理系的。 母親大學期間非常活躍。北大舉辦的各項文科詩文競賽、哲學演講比賽等，前幾名常被物理系學生包攬，母親也多次名列前茅；她還是學校運動會的“常客”，拿過多個比賽項目的冠亞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徐文駿叔叔曾告訴我，他當年是北大物理系的體育部長，有一次母親參加自行車比賽，最后階段有些落后，他沖上去跑步引導、鼓勵媽媽，最終媽媽奪得了冠軍。 母親也喜歡文娛活動。她說，北大有些演出“一票難求”，圖書館長梁思莊有時會特意給她留票。我還見過母親參加文藝演出的照片。媽媽當年的同學說她是“北大校花”。但母親不承認，只說“北大物理系女生極少，又都很活躍，大家才這么說”。 多年后，我考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系，入學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多位北大畢業的教師找借口來看我；有位副校長還讓人帶我去他辦公室，給我講母親在校時的故事，甚至告訴了我母親大學期間的外號，可見母親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寒假回京時，我把這些事告訴媽媽，母親居然不記得這位副校長是自己的同班同學了。 母親的文學才華很突出，當時有校領導勸她轉入中文系，卻被她拒絕了。因為，姥姥想讓她報考清華工科（舅舅畢業于清華水利系，姨媽畢業于清華汽車系），她卻偷偷改成了北大理科，已經違背了母親的意愿，自然不敢再去學姥姥不喜歡的文科。 1957年春，在清華工作、對政治很敏感的姥姥，讓媽媽以“咳嗽”為由休學一年。原本母親班上有一半多同學要被劃為右派，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楊述來北大，在母親班上的右派名單上劃了一道線，線下的同學就不用被劃為右派了。媽媽說，線下第一名是她的發小霍裕平叔叔（其父親曾任清華物理系主任），母親的同學們都非常感激楊述。 復學后，媽媽選擇了地球物理專業。1960年畢業時，母親寫了“血書”要求去邊疆工作，姥姥沒能阻止她。但最后，母親卻接到一紙調令，要去花園路三號九院（當時叫九所）報到。據說那年九院在北大物理系畢業生中，只選中了母親一人。 母親剛到九院時，好像在老二室，也在實驗部待過，后來因為文筆好，被調到機要秘書部門工作，負責為業務領導寫會議紀要。當時幾位業務領導大多只負責原子彈某一部分的工作，只有朱光亞要統籌原子彈整體研制。秘書們沒有具體分工，誰有空就由誰來做紀要。 媽媽剛開始更喜歡在王淦昌主持的會議上做記錄。王淦昌認識姥爺，也尊重姥爺，對母親格外寬容。媽媽說，三年困難期間，王淦昌辦公室的點心、餅干，經常被她吃光；王淦昌夫人知道后，每次都會特意多放些在辦公室。媽媽還和王淦昌的大兒媳是閨蜜。 后來，秘書室其他秘書總推母親去做朱光亞主持的會議做記錄。朱光亞要求特別嚴，還經常批評人，大家都有點怕他。媽媽說，第一次給朱光亞做會議記錄，交上去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來，她看見上面一個大紅叉子從頭劃到尾，眼淚頓時就忍不住往下流。但在大紅叉末尾，朱光亞親自重寫了一遍紀要。媽媽邊哭邊琢磨了一晚上，特別受啟發，很快就掌握了記錄要領。第二次交上去的紀要，朱光亞幾乎未改就將其入檔了。從那以后，媽媽就跟朱光亞記錄比較多了。 九十年代，“兩彈”相關信息開始解密，父母也先后離退休。他們曾去美國陪我住過一段時間。因長期的保密習慣，母親當時連原子彈都說不出口。還是我逗她、引導她，她才逐漸習慣講出來。 1997年5月與父親和母親在美國羅德島州布朗大學畢業典禮前合影 04 父母認為原子彈、氫彈研制技術上的第一功臣是朱光亞。他們特別不贊同這個“之父”、那個“之父”的提法，總說“兩彈”的成功是集體努力的結果；若一定要有什么“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核彈之父”的說法，那也只能是朱光亞，因為只有他負責“兩彈”總體技術的設計與實施方案。 母親曾做過機要室秘書，非常清楚九院每個業務領導的工作。她知道朱光亞出身實驗物理，對理論物理也很精通，還能嚴格把控生產部的每一道工序。媽媽常說，朱光亞既能抓總體，又能緊盯每個細節；而且他是業務領導中最年輕的，原子彈爆炸成功時還不到40歲。這么年輕能讓多位業務大佬信服必有過人本領。 媽媽還說，朱光亞太謙虛、太低調了，“兩彈”工作解密很久后，很多群眾仍不熟悉他的名字。我曾問過我的學生們所知道的“兩彈”功臣的名字。當他們說到第五人時還沒有朱光亞伯伯的名字，我才意識到太不對了。 周總理當年要求，在原子彈爆炸命令下達前，每個小組長、大組長、部門副主任、部門主任都要簽字，確認本組、本部門工作達標合格——比如理論部由鄧稼先簽字，實驗部由陳能寬簽字。最后，呈給總理的原子彈總體工作確認函上，只有四個人簽了字：三位是將軍，另一位就是朱光亞。這就是當時的真實記錄，而歷史就該是它本來的樣子。 1964年春節后，九院原子彈工作進入倒計時，九院將工作情況，進展做成電影默片，在機要室選了滿口京片子的媽媽去中南海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元帥將軍們做講解。媽媽說每次講解前，周總理都會過來與她說說話，讓她別緊張。原子彈爆炸成功后，九院布置了一個展室，向領導嘉賓介紹原子彈的成功爆炸。機要室秘書負責講解。讓媽媽印象深刻的一次講解是給陳毅元帥講，幾位將軍陪同。因為保密原因，陳毅元帥的一位隨行軍官沒有被允許進入展室，他就在門外大鬧，說他跟隨陳毅元帥以來從未受過如此待遇。媽媽講解完畢后，張茜馬上對陳毅元帥說，這都是保密的，你要管住嘴巴，不能對外亂說啊！在場人都使勁忍住笑。陳毅元帥對大家說，你們（指原子彈爆炸）讓我在外交場合腰桿挺得更直了。 文革中，核研究工作就受到非常大的影響。父親被整，母親也被調離機要室，關過學習班，好像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過。記得她說養過豬，而且她養得還特別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一周之內，母親說服父親，趁軍代表六神無主之際，從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拿到調函，火速蓋章，離開了九院。 調離不久，李覺將軍派郭英會勸說父親、母親回九院。母親被整得傷透了心，堅決不回。 此后，他們在地球物理學方面多有建樹。父親曾擔任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的副理事長，母親在現代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父親母親是中國考古地球物理學的先驅者，合著有中國第一部《考古地球物理學》等專著。 05 我的干爹唐孝威叔叔、干媽呂芳阿姨長期在青海221廠工作。唐叔叔從小在他的祖父身邊長大，他祖父唐文治先生是國學家，教育家，曾任南洋公學（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后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呂阿姨的父親呂叔湘是語言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名譽所長。呂爺爺也曾在清華大學任教，與我的姥爺是同事。1973年，唐叔叔和呂阿姨也調出九院，去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唐叔叔的故事最早被作家馮驥才寫入《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中——他就是那個少年布爾什維克，在青海221基地造原子彈和氫彈，十年中被無辜批斗的實驗物理學家。開批斗會時，唐孝威叔叔是被批斗人之一；會后被批斗人中有的被拉走槍斃。多年后他來合肥中國科大時，我問他：“當年嚇沒嚇著？”唐叔叔說:“沒有”。 干媽去世后，唐叔叔給我講了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干了幾件事。其中與“兩彈一星”有關的有六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4年，他一個人帶著實驗組自制的可攜式射線探測器，隨地質隊到我國南方，在野外勘探鈾礦。他們在廣西富鐘地區發現了富鈾礦，是中國第一次發現富鈾礦。 第二件事是1963年，他在青海221廠領導實驗組，成功進行了我國核武器的中子點火技術的研究。 第三件事是1964年10月，他從青海221廠到新疆核武器試驗基地，參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他領導實驗組在原子彈試驗的鐵塔上，成功進行了原子彈爆炸的近區實驗測量。 第四件事是1966年5月，他到新疆核武器試驗基地，領導實驗組進行了我國含熱核材料的原子彈的高空爆炸的核試驗中核射線的測量。 第五件事是1966年12月，他從221廠到新疆核試驗基地，參加我國氫彈原理的核試驗。他領導實驗組通過測量聚變高能中子，確證我國氫彈原理成功。接著1967年6月，我國成功進行了第一顆氫彈的爆炸。 第六件事，他在北京中科院高能所領導實驗組進行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的艙內輻射測量，為改進設計提供了重要數據。 唐叔叔能為“兩彈一星”做這么大的貢獻，多虧了呂芳阿姨在青海和北京的陪伴和全身心精心照顧。呂阿姨是媽媽的發小。她與媽媽在成志小學和北師大女附中是同學閨蜜。她嫁給唐叔叔之后到九院工作，與爸爸媽媽也是同事了。小時候姥姥告訴我，唐叔叔與呂阿姨的女兒唐紅出生前，呂阿姨曾提出要抱養我，姥姥舍不得。后來，呂阿姨唐叔叔就認我做干女兒了。呂阿姨很關心我。媽媽管我的大事，呂阿姨在生活細節上關心較多。我回國后獨立居住時，她將呂奶奶（呂阿姨的母親）用慣的好保姆調給我，還經常囑咐保姆給我做我愛吃的。呂阿姨去世后，唐叔叔要我認唐紅的女兒唐語辰做干女兒，將兩個家族的友誼延續到了第四代。 2018年8月左起與干媽，干爹，弟弟，爸爸在北京 06 朱洪元爸爸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父母都是留德的工程師。朱爸爸的母親是中國第一位歸國的女建筑工程師。朱爸爸的伯父是徐悲鴻約蔣碧薇私奔時的傳信人和說服者。他伯母是給四行倉庫保衛戰送旗幟的女英雄楊惠敏。 朱爸爸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同步輻射理論的科學家，“層子模型〞工作他排名第一。據說這兩項工作都達到了諾貝爾獎級別的水平。 八十年代編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朱爸爸是物理卷的主編。這套百科全書收錄了科學家小傳。聽說有些學科因為“誰能入選”吵得很厲害。物理卷據說沒什么爭議。朱洪元爸爸寫的概論，還得到了業內大佬們稱贊。如今我也擔任《中華醫學百科全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卷》的主編，方知其中艱辛。我拜讀了八十年代編撰出版的生命學科類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真的是高山仰止。 朱洪元爸爸與鄧稼先是好友，兩人單身時經常在一起吃飯聊天。鄧稼先有時帶他去北大，到父親鄧以蟄家里玩。我一直以為朱洪元爸爸與“兩彈”研制無關，直到八十年代，他與謝家麟伯伯（2011年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聊天，謝伯伯問他怎么當時的中科院院長周光召好像與他之前就認識。他說1961年底鄧稼先請求他幫忙解決原子彈的一個理論問題，他安排副手周光召做與朱爸爸的聯絡人。 朱爸爸還說，他很早就看重周光召，春節來拜年，一般這樣的年輕人他就不回拜了。但他每次都回拜周光召，待周非常不同。后來，朱爸爸花了幾個月時間，就解決了這個原子彈的這個理論問題。謝伯伯說，咱們出身不好，他們能找你真不尋常。一向低調的朱爸爸有點得意地說，他們要是能解決也不會來找我了。 這些是我很親的人對“兩彈”貢獻的片斷回憶。難免掛一漏萬，也許會有個別細節不夠準確，但他們身上的精神，還是會對今天的科研工作者的科技創新，依然有意義吧！
